《日常的中断》:灾难与媒体

书名:《日常的中断:人类学家眼中的灾后报告书》作者:阿泼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8年9月5日

《日常的中断》:灾难与媒体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的那场天摇地动,很快地攻占各个新闻频道:屋内物品摔落、街道上人们仓皇走避、腿软且站不起来、马路上的车子左移右摆、路面甚至崩裂开来……每个镜头都传达了地震的威力。

因为政治资金丑闻,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当时都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接受质询。在野党不断要求首相菅直人下台负责,菅直人百般辩解,试图从风暴中脱身。强震就在自民党质询告一段落后戏剧性地登场,惊得现场骚动不断。许多议员反射性地往桌下躲,菅直人则抓住扶手,直愣愣地盯着会场顶棚的吊灯。

就在菅直人离开议场準备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时,自卫队早已经整装待命。日本自卫队的救灾职责起于一九五七年,但因相关规定繁琐,自卫队在救灾之中的角色并不突出──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发生时,自卫队救援部队迟至七小时后,带着铁锹徒步进入救灾现场,这等怠慢曾受到舆论痛批,《自卫队法》自此遭到修订,明列自卫队应主动救灾,强化人员训练及资源配置,并将救灾能量具体告知灾害对策本部。

準备出动的救灾人员很快发现,这场灾难远超过想像:大水灌进城镇的画面也跟着在社群网站上奔涌,海啸画面透过网路不停滚动,而另场灾祸接棒而来──福岛第一核电厂出现辐射外洩危机。强震、海啸、核灾等状况接连发生,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将日本带入了二战以后最大的危机之中,自卫队成立后最大规模的行动也由此展开。

媒体本质终究是狼灾难总能将狼群引到草原之上

地震前还在抨击菅直人政权的媒体旋即收起攻击火力,将注意力转到东北,但也没打算放鬆对内阁的监督。毕竟,阪神地震的教训在前,媒体很清楚,政府的应对与速度,是救灾的关键。

三月十一日下午四点四十七分,震后两小时,菅直人穿着灰蓝色工装出席记者会,并让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同步」向大众直播灾情,宣称将尽一切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以往只有被挑选过的日本新闻俱乐部成员,才能获准进入首相官邸採访,外国记者总被拒于门外;但这时,驻日记者都收到外务省的特别邀请,让他们能近距离观察这次日本官方的危机处理。

「日本正遭逢二次大战以来最艰困的时刻,虽然我们还在哭泣,但我们必须携起手来,振奋精神。」透过国内外媒体,菅直人的宣示立刻传播到全世界。这个正承受不信任案压力的日本领导人非常清楚,唯有正面迎接挑战,才有机会扭转人民对他优柔寡断、毫无魅力的评价。

这场记者会于日本向全世界发布的同时,我刚结束一个採访工作,也从网路上看到了灾难消息。当时正是传统媒体準备召开编辑会议、决定新闻版面和走向的时间。远在数十公里外採访现场的我,完全可以想像此时编辑室内的喧哗,也猜得到主管们热锅上跳舞的焦躁模样,甚至能听见那节节拔高的叫嚷,想像着那急迫中同时闷烧着的兴奋。

无论个人如何悲悯苍生、哀叹天地无情,媒体本质终究是一匹嗜血的狼。而灾难总能将狼群引到草原之上。

至少《登山者》这本小说是这幺说的──作者横山秀夫任职媒体时,经历当时(一九八五年)全世界最大的空难新闻,见证灾难发生时编辑室内的景象和角力,对记者内心的幽微也有深刻体会:「火烧得并不旺,小小的,却像足以引燃导火线的火种般,酝酿着即将产生大爆炸的前兆。」

儘管二○一一年与一九八五年的媒体条件已经不一样,但媒体人的狼性并没改变。眼见社群网站已经沸腾,我一边看着垃圾、屋瓦和木屑在电脑萤幕上沖刷,一边拨按主管的电话。就像《登山者》里所说:「记者前进现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务必抢下採访的机会,我心里的火种已经烧得很旺。

如同预期,一种狩猎在即的气氛从话筒那方传来,但果断拒绝的声音也同时响起:「这灾难不只海啸,还有核灾……。对女孩子来说太危险。不要去!」主管和上头商量一下,否定我的提议,他们说已经派了几个年轻男记者立刻出发东京。

《登山者》故事中的主管看着底下的记者像只追捕猎物的猎犬,用前脚拨弄泥土时,便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勒住他身上的项圈;而我,却是被自己的性别或其他莫名的理由圈住,只能困在原地。摸了摸鼻子,我回到电脑前面,继续当个灾难阅听人,在一节一节的报导中发呆。

低着头的日本人让他们捕捉不到任何一滴眼泪

驻日记者几乎第一时间都朝灾难现场前去。他们脑中已经有几个画面设定,构思如何拍到海啸刷过的凄零废墟,筹谋怎幺捕捉痛哭的表情──越是悲惨越能控诉天地不仁,也越能吸引摄影机。但猎犬们很快发现,面前的羔羊即使受伤,仍是那样乾乾净净,不见一丝血痕。

屏息等待的记者们有时会在避难所里听到轻轻的啜泣声,当他们寻声而去,有时能发现了一个将毛毯紧紧盖在自己头上的女人。但他们看着这个不想被打扰,也不想打扰别人的灾民,只能颓然地放下相机跟笔,不知道该怎幺办。最后,从这些媒体眼中传达出去的画面都是同样的沉静肃穆,就像黑白默片:没有人争抢便利商店的食物饮水;即使红绿灯不起作用,驾驶仍坚守秩序;挤满近千人的避难所内,灾民排队安静取食,镜头前无一人哭号。摄影记者几乎无法抓到日本人的悲痛神情,拍摄排队时,拍不到他们脸上的一丝焦急;拍摄死者入殓,既无仪式,也没有入殓师。低着头的日本人让他们捕捉不到任何一滴眼泪。

至于受困交通管制无法挺进灾区的媒体,只能杵在停电的东京,看着无电车可搭的人群井然有序走过不见光明的街头,而且不发一语,就像一长列的送葬队伍那样安静。这不是媒体刻意选择的画面,社群网站上,每一个身在现场的旅人都能作证。这个城市似乎只有车站发出声音,服务人员不断透过广播传递讯息,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说这句话:「延误了您的列车服务,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灾难中的日本,似乎比灾难本身更受到世人注目。海啸隔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DonabetKristof)便发表文章提醒:「请留意日本未来几天甚至几周的表现,我们定会受益匪浅……日本人的坚忍中,有一种高贵的勇气,这在未来几天将充分体现。同时,日本如织的社会结构,也将透过其坚强与韧性焕发光芒。」

纪思道其言有据。一九九五年,派驻日本的他刚好碰上阪神地震,鉴于前一年美国洛杉矶大地震后抢劫与动乱频传,他决定四处探访,看看日本是否有同样的情事发生。但他失望了。「神户百姓在忧患中展现高贵情操。他们排队等水、领取供应品,毫无推挤争抢现象,也没人见财起意、任意进入窗户已破的店铺顺手牵羊。黑道甚至暂停犯罪,忙着载运粮食到灾区赈济难民,争取到良好形象。」纪思道不信邪,继续在街头找可以发挥的新闻,终于找到一起脚踏车失蹤案,事后发现这车是被借去救灾;他还找到一间被抢劫的便利商店,当摄影机架好,纪思道访问遇劫感想,店主却指着他和摄影师,大骂:「都是你们这些外国人干的。」

「日本人常常用一个词:我慢(忍)。英语里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对应的词,它有点类似于toughingitout(勇于承受、坚持到底)。这正是神户民众展现出的品质,他们同心同德、勇于担当,令我敬畏。」虽然日本社会也有些欺负弱小的情事,但纪思道仍然肯定日本社会的淡定节制甚至渗入语言里了,人们总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或者说「不要放弃」,因为自然灾害被视为日本的「命运」的一部分,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与之同起同落。

我只能静静凝视,无法按下快门

这样的观察,非纪思道独有。长年生活在日本、熟悉日本文化的台湾记者杨明珠,看到这样的日本,仍感到震撼,但无法耽溺在这种感动里。灾后每一秒都在变化,必须想尽办法赶到现场。她的行李只有两台笔电、手机和四个饭糰,想了想,又从抽屉里翻出护照。「如果东京的家被震毁,怎幺办?」

杨明珠只能弄到往福岛的机票。而福岛通往仙台途中一片漆黑,彷若鬼域,直到进了仙台市区,才能见到一点点光。「断水、断电的环境对人造成很大的心理恐慌。」日后回忆这段经历,她总说:「必须找到水、找到电,才有锚定的感觉。」

很幸运地,她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一个慷慨提供发电机电力的店家,又找到一处能够安顿的地下室网咖,这几乎成了她在灾区的临时编辑室。那些日子,她发出多篇灾区报导和影音新闻,当然也吃了不少冷掉的饭糰。在拮据的条件下跑新闻并不浪漫,但这种辛苦如此真实又深刻,以至于日后经过仙台,杨明珠总忍不住朝网咖方向望去。

只是,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现场。小寐后,杨明珠立刻背起相机往仙台车站走去。车站虽是关闭的,但计程车仍排成长龙,她试着招了几次车,说要去海边,都遭到拒绝。直到一位名叫佐藤久男的司机停在她面前,才顺利成行。

「我要去气仙沼。」杨明珠决定先往远处去。这个位在宫城县东北端的沿海渔港是世界闻名的鱼翅产地,也是日本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但海啸不仅摧毁绝大多数渔获,还因油槽倒塌、油水流入海港及市区而引火延烧,整个城镇遭到祝融扫蕩;像是烧得还不够那样,海水又持续将重型渔船与海边垃圾持续推上岸,宛如加柴添薪般,使得渔业重地大火不绝,浓烟沖天。约有两万八千人罹难或失蹤。

杨明珠向司机佐藤久男解释:「那里最需要媒体。」

佐藤久男却道,仙台东南部的若林区的荒滨也很惨,全村被夷为平地,满目疮痍。他说,地震发生那晚,开车经过那个地区时,看到暴涨的河川里有三人载浮载沉,他立刻跟其他人一起跳下河,将这几个人拉上岸。其中一名男子全身溼答答,就算裹上外套毛毯,还是全身僵硬、双手张开,因为太过恐慌,只顾着「啊啊啊」大叫,无法回神。

像这样生死一线的经验,杨明珠和佐藤久男拾捡了一路──往气仙沼途中,几个男人拦下搭便车,在车上诉说海啸在他们身后追逐直至高地的故事;到了气仙沼,渔产加工厂的中国女工抓着这个台湾记者嚎啕大哭,求她帮忙写报导,「只想让家人知道,我还活着。」她们来自辽宁,逃过一劫后,担心的是无法联繫上的家人,不想他们牵挂。

地震发生第五天,不论大浪或大火都已平息,抵达灾区採访也已三天的杨明珠在渔港听到气象厅再次发布海啸警报时,忍不住发抖。但她最害怕的,并不是这些外在困苦,而是无法完成採访工作。了解日本人压抑性格的杨明珠,对于收容所的採访很是担忧,深怕自己碰壁、贴了一堆冷屁股。

第一次进入灾民收容中心那天,外头是零下三度,是雨和雪轮番上阵的恶劣天候,而沉默哀痛的避难所竟跟外头一样冻寒。杨明珠猜想,灾民或许渴望得到些许灯油好点燃暖炉,却没人要求提议,就只是静静等着,一点声音都没有。观察许久,她鼓起勇气向一位八十六岁老太太搭话,对方仅以一句「我会加油的」拒绝了她。

「或许是灾民已被强震、海啸夺走一切,夺不走的就是那份保持体面的坚持。因为如此,即使难过,灾民们不哭不闹,气氛如冰。一个妇女忍不住了,眼泪滚落,妆花了,黑色泪痕挂在脸上,有种说不上来的诡异。」她写下这些观察后,诚实说道自己只能静静凝视,无法按下快门。

「对不起,我太失礼了」

她的採访笔记充满着这类细节:像是警员凡打捞到一具尸体,就会立刻铺上蓝色塑胶帆布遮掩;来自东京的消防队员搜救时,坚持用手挖掘,为的是保护人命或保全遗体完整。让逝者与生前一样拥有尊严,是彼此的共识。还有女人被狗尸吓到,却立刻对狗敬礼致歉:「对不起,我太失礼了。」

结束当日採访的回程中,佐藤久男突然对杨明珠表达歉意,说想绕道去认尸。海啸后,佐藤的前妻下落不明,据说某个临时殡仪馆贴出的罹难者名单中,出现和前妻相同的名字。杨明珠跟着去了,看到许多人携家带眷认尸,却无人哭泣。她隔着玻璃往里头窥探,看到成排的白色棺木置放其内,棺木上除了罹难者衣物,还有一小束鲜花。

遗体安置所内的资讯并不算完整,有些姓名地址详尽,有些则因巨浪撕毁,只留一些线索供人辨认。家属们凭着这些讯息,将可能是亲人的遗体号码抄了下来,告诉员警,在员警的陪同下,亲自确认。

佐藤久男终究没有办法将前妻带走。找不到遗体的他,离开临时殡仪馆的表情却很柔和,路上,他对后座的杨明珠解释:「那些遗体都化过妆,看起来很祥和,很漂亮,我觉得很欣慰。」看过海啸侵袭后大车小车相叠、船只卡车全都塞满黑泥、树枝和杂物惨况的杨明珠,本来难以想像遗体如何美美的,但随即想起电影《送行者》中那让死亡也充满尊严的过程。

「为什幺认尸、抬亲人棺木出来的人都不哭泣呢?」杨明珠问佐藤。

「认尸的瞬间应该都会放声大哭,」佐藤说,「可是日本人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哭泣。」

杨明珠便在採访手记中做了这个注解:「日本谚语说,花以樱最美,人以武士为第一。武士死时要像樱花凋谢那样,一种潇洒壮烈之美。」

为什幺日本的媒体这幺有格调?

节制与尊严的节操,同样反映在日本媒体报导上。灾难初始,透过日本公共电视台NHK提供的影片,全世界观众都看见了海啸的样貌与破坏程度,不免发现这些新闻画面乾净清楚,主持人直播灾情的语气也没有太大变化、播报内容不使用事实之外的词彙,所有陈述只有动词和名词的构成;现场报导中,摄影机几乎不对準失去亲人的个人,更不试图诱发他们内心的痛苦。

新闻製作人阿部博史接受中国记者採访时,解释NHK每天晚上十二点都会做一次地震灾害报导的演练,记者、节目製作人、主播、摄影师必须轮流参加,每个月会轮三到四次,就和值班一样,就连高层管理者都得参加。NHK在日本各地都有架设的摄影镜头,只要地震发生,NHK总部就会立刻切到该地画面,由东京的播报员立刻讲解地震震级、具体位置与资讯,「最重要的是播报受灾地区民众最需要的资讯,灾民最需要什幺我们就播什幺,完全不会以宣传谁为目的。」

由于地理和历史渊源,台湾人大多亲日,对日本只有佩服。虽然仍对行事有条理且谨慎的日本人怎会导致核灾发生,而感到疑惑;然而,一旦看到疲惫的官员和有条理的报导,却也忍不住想问:为什幺日本的媒体这幺有格调?

「毕竟,大家都很唾弃你们」

甫从前年底一场严重风灾中走过的台湾社会,看着这些专业的播报,再想到自家媒体的荒腔走板,无不感慨甚至愤怒,对日本媒体的激赏如海啸在网路沖刷。

身为记者,我对这一面倒的讚誉,并不是很服气:NHK是公共电视台,拥有绝对资源这部分先略过不谈,在日本现行法律中,只有NHK有直接的採访权限。忽略这些条件,来斥责台湾商业媒体的不是与不足,并不公平。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各种限制与妥协,台湾新闻工作者往往选择最简单的取径,任何一名观众都能看出他们的取巧与敷衍。

那场风灾发生不久,我趁着假期南下,协助灾民清理家园。工作结束,疲累不堪时,一个大叔突然走到我跟前:「妳有没有想过换工作?」他知道我是记者。

我抬头看他,不知如何回答。

「毕竟,大家都很唾弃你们。」

我点点头,默认了这个批评。因为这几天,光是这个淹水但无人伤亡的小村落,就能听闻各种荒谬,像是才刚到目的地,就听到一位电视台新闻部主管打电话骂人:「这里还没清理完毕啊,还很严重,为什幺没人报告?」后来才知,记者人虽在现场,却不想走进这水淹及膝的地方,只想守在村口,等着大官视察。他当然没办法传回更清楚的讯息,也不愿意这幺做。

我还听见一名救灾指挥官抱怨:「总统来视察时,我们刻意安排淹水的地方,向总统简报。可是有个记者一直抱怨为什幺要进灾区?」他说,这些记者自己不想进淹水区,还要求他们更改总统行程,藉口竟是:「怎幺可以让总统来这种地方?」

「就是让他看这里有多惨啊!」站在指挥官对面的议员没好气地回应。

「总统来的时候,我们一直跟他讲重建要怎幺样,要注意什幺,可是媒体都不管我们讲什幺。」村长在旁边忍不住补充,说这些记者一直拍一个嚎啕大哭的妇女,「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媒体来,想跟他们说我们的建议跟想法,但从头到尾只有这个妇女大哭的镜头。」

媒体的悲剧叙事

我可以想像并理解这一切如何发生──在媒体限制与叙事框架中,时常将灾难视同于极度的悲伤,这悲伤在新闻「简约」的操作中便十分庸俗与廉价,就像是八点档肥皂剧演员那样,一个刺激只有单一夸张反应:生气就要呼巴掌,伤心只有嚎啕。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表现」,在现场会被淘汰,进了编辑室又被筛选,新闻从业人员都被训练要抓到「一眼即知」的现场感,画面如此,内容亦然。因此,与其将五分钟让渡给无止尽的意见讨论,不如完整呈现灾难的「悲剧性」,即使那悲剧被简化成「情绪」。

包含我在内,许多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大众情绪性的批评与嘲讽,都会反射性地否认与生气。灾难发生时,不论前线后方都非常紧绷,需要更多现场、更多资讯、更多能满足阅听人的报导。第一线几乎不眠不休守在原地,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深入现场,有人可以听完整场公听会,但我们必须承认,最后能成为新闻的,还是「冲突」──不论是灾民的咆哮、官员迟到或人为疏失。新闻之所以为新闻,还是被定义的,只有那些「非常」才有价值。即使拉长、增厚成调查报导,核心都不会改变。

更不用说,在洪水式的新闻沖刷下,阅听人会注意的,也是冲突性、戏剧性的画面与标题──不是没有什幺样的报导,而是你看不到那样的报导──艾伦.狄波顿(AlaindeBotton)曾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悲剧性的新闻报导,却极少体认到这些报导属于一种整体一致的叙事类型,并且具有某种特定寓意……。新闻应该把各种骇人听闻的报导全都归纳在悲剧的标题下,并且採取特定的叙事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在报导对象疯狂血腥的举动中,轻易看出自己潜藏内心的倾向。」他还说,「大众如果完全理智,而且从来不会陷入疯狂,那幺别人的悲剧就不可能引起众人的兴趣。」

媒体的本质都一样,日本媒体也不例外。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大量涌入的媒体製造了许多问题,像是随意进入避难所或收容所、要求灾民根据自己所需说几句话后,就转往下个地点;有些媒体为了呈现「灾民的愤怒」、传达灾民对行政体系的不满,甚至挑拨政府与居民间的关係;也有媒体为了捕捉血腥创伤镜头,阻挡伤患进手术室。

当时的日本媒体不断空拍扭曲断裂的高速公路、桥樑,甚至是住宅区的火海,而后将这些镜头剪接拼凑,配上激昂旁白和配乐,进行煽情加工。这种与灾难电影相同的画面,便成为日本人的灾难记忆。普通的救灾场景及灾难的基本讯息,就在这洪涛般的巨大灾难画面中被埋没。

但这种报导并不是为了灾民而生,灾民不过是被利用来为电视台赚取收视率跟广告费而已。意识到媒体的恶劣后,社会大众发出严厉批评,迫使日本媒体检讨修正,并成为今日灾难报导方向与原则的指引。理性的观众,拒绝了简化的悲剧。

专业、节制…但是能信吗?

经过纠正后的日本媒体,在灾难报导上已有专业与节制的共识与表现。如今他们即使访问受难者家属,也很少拍到脸孔,涉及儿童也只能露出背影或鞋子。他们注重受灾者的人权,认为过度採访会是另一种伤害──毕竟,受灾的样子都是不好看的。

今日的日本媒体虽广受肯定,日本人自己却不这幺认为。三一一发生这年,我随口跟一位长辈聊到他们国家的媒体专业,他却冷哼一声:「专业、节制?你根本不知道什幺被报导,而什幺被隐藏。有太多没有被报导的了。媒体,能信吗?」

我看着他,心想这名愤怒的日本人如果看到台湾媒体的疯狂和记者废话连篇、不着边际的发问,不知有什幺反应?「可是,我们台湾人认为日本媒体比较值得信任。」

「信任?」长辈挑了挑眉,「媒体最大的广告主就是东电啊!他们只能写他们能写的。」

我和杨明珠聊起这段谈话时,她正在旅馆柜檯翻看报纸。

「他说的没错,」杨明珠抬头看我:「东电影响力很大,影响日本媒体,所以他们什幺都不敢报导。NHK也是国家的。观众也不太信任他们。」

她曾採访过福岛避难所灾民,对日本政府处理失序有深切感受。日后为了了解这些问题,还买了整柜相关的书,对于东电对媒体的控制,略有耳闻,只是,她终究是境外记者,只能做好分内的工作。

就在福岛核灾危机加剧,人心惶惶之际,台北总部命令杨明珠撤离,她却不愿意离开岗位。「外地记者都跑了,终于有空出来的旅馆给我住,我可以洗澡了。为什幺要逃?」杨明珠瞪大眼睛,拉高语气,「逃,能逃到哪里?无处可逃了。」

她认为,既然人在日本,就必须面对眼前日本的一切。

「那作为一个台湾记者……」我顿了顿:「既然进避难所採访受到限制,妳进入避难所,也很紧张……」

她立刻明白我要问什幺:「嗯,我会先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台湾来的杨明珠。接下来就会很顺利了。」杨明珠的名字以日文发音就如同「养命酒」,当她自报是「养命酒」,避难所灾民都会笑出来,气氛也能缓和。

我也笑了出来。「那时台湾积极募款的消息还没传到日本吧?所以妳没有办法靠这点来拉近距离。」

「对啊,他们跟我说灾后第一次看到记者,竟然还是从台湾来的。」杨明珠将报纸阖上,坐了下来:「那个时候,他们问我,台湾有大地震吧,那现在呢?我说,都重建了,比以前更好。台中一栋倾倒大厦的受灾户还来日本感谢你们的消防员,说现在有能力回馈,要来报恩。日本消防员还跟我说,到了这幺多国家救灾,第一次收到感谢呢。」那些面带愁苦的人们,终于浮出一抹笑。

「一个老先生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我们以为自己是被孤立的,是孤独的,就像是沉没在海底一样。」杨明珠对这个灾民印象深刻,因为他提到自己看到台湾总统在电视上带头募款时,表情像是快要哭出来,语带哽咽:「我现在对九二一地震没有捐款这件事,感到非常后悔。」